有关公务员宪法教育的类型是多样化的，这里只介绍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形式。

幼稚园的宪政也应当有最低限度的条件。参见陈弘毅：《论立宪主义》，载陈弘毅著：《法理学的世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实施宪政的中心工作不是制宪，而宪法生命素的培养。[16]现代著名政治学家、曾任燕京和清华等大学教授的萧公权（1897-1981）基本上赞同张佛泉、胡适的观点，认为宪政是一种政治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高远玄虚的理想，宪政随时可以开始，除实行宪政外，别无其他训练宪政能力的方法，认为梁漱溟等先生的错误只在不知道于实行宪政中求宪政之进步，同时他主张：（一）宪政随时可以开始，但比较完善宪政的实现需要经过相当时日的推广与进步。他们将这理想悬得高不可及，悬在我们生活之外。[9]曾经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1948年被海牙国际法学院评为世界50位杰出法学家之一的杨兆龙（1904-1979）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所谓宪政（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是与纸面上的宪法（Constitutional Law）有区别的。[2] 当然，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果其有宪法之成功也，则是中国新社会之构造，已大体形成。他讲：自由平等，民主，并非全由外铄，而是人心所本有之要求。2000年4月，佛蒙特州通过了认可民事组合的法律，给予同性伴侣所有本州法律给予婚姻的利益、保护与义务。

同时，自从隐私权概念提出来之后，实际上就迫使联邦最高法院去做大量工作区分某种权利是属于列举权利还是未列举权利。有学者认为，在劳伦斯案中，肯尼迪法官大胆地对合宪推定做出了变革，在第14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中的自由大旗下，将对自由加以限制的合理性之证明责任放在了立法者身上，潜在地提出了一个自由权推定：肯尼迪大法官的‘自由权推定要求政府来证明其对自由的限制，而不是要求公民来表明其所实行的自由是‘基本的。因此，在劳伦斯案中，肯尼迪大法官并未提到同性恋者有无进行某种行为的基本权利，避免了去证立同性恋者们享有隐私权的哪些内容这一难题，而是概括道：我们在Casey案中已经指出，这些（隐私权涉及的事情）对个人尊严和自治而言乃是核心的选择，亦是第14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之核心所在。各个州的公民同时也是美国公民，州不能够使用其州警察权来侵犯美国宪法中、人民在选择建立政府的时候所保留的基本权利。

西方国家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达致的所谓法律不该强制推行道德的共识，是在经过了长时间的理性对话之后才形成的。所谓外在极限，乃指实定法所能给出的自由的极限——迄今为止，这个极限似可认为正是个人可自主的行为自由的边界。

回到本文初始所提的问题上来：现代国家中，个体和少数者行为自由的规范边界应在何处？关于自由之基本内涵的把握是我国宪法尚未完成的近代课题之一，而当下关于自由之后的少数性群体的权利问题，却恰恰是个现代甚至后现代问题，这个涉及到基本权利的重大法律问题，必须要惊动宪法，这正是问题之所在。{7}平等保护的前提是因为性欲望的特征而将同性恋者与他人区分开来，无疑在客观上也是对其分散而孤立身份的强化。摘要: 基本自由权之逻辑终点，可分为内外两面：所有自由中自主性最高的那一个，可谓自由之内在极限。2003年11月，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判决，禁止同性伴侣缔结民事婚姻违反宪法，该州政府于次年5月开始签发同性婚姻证件。

有关于此，1992年由奥康娜大法官执笔的Casey案（又称宾州堕胎案）的多数意见中，有段表述广为人知：我们的法律提供了宪法保护，允许个人去决定其婚姻、生育、避孕、家庭关系、子女抚养和教育。奥康娜大法官就曾在2002年时提到：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所产生的裁断，对美国法院时常具有权威说服力。（三）大法官的价值立场本案的实体内容涉及到法律理论中最难以解决的难题之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回观我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关于这一极限自由的法律规范目前仍然缺失。

[8]当然，这种法律态度的趋同是建立在长时间的理性对话基础上的，在此，肯尼迪大法官所提到的英国1957年的沃尔芬登报告，[9]对西方世界的同性恋观念影响颇为深远。参见张文显：战后西方法哲学的发展和一般特征，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

同时，这种扩大被普遍认为是依据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所保护的自由而得到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我国，围绕着事实与规范所进行的理性对话，对于回答上述疑问也将起到推动作用。

1957年该委员会向议会提交报告，建议废除制裁同性恋的刑法，不把卖淫作为犯罪惩罚、但应立法禁止公开卖淫。而且越是具体的权利，该合理化证成就越困难：比如，进行鸡奸的基本权利，怎样才能得到证明呢？这是非常困难的。其二，若主张平等保护，还必须证明该种立法实质上是对更常实行该行为的人——也就是同性恋者——的不平等对待，但是很明显从法律角度去证明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因为任何法律都惩罚特定行为，惩罚鸡奸并不能被直接认定是对同性恋者的歧视。[5]在该领域中，最主要的发展是隐私权概念的提出。联邦的法院是否有权推翻该州多数人民的选择？这正是合宪推定所要回答的问题。正如肯尼迪大法官所指出的那样，当代西方国家涉及同性恋关系的立法和司法在近二十多年以来大多都有所变化。

大法官们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立场？多数意见的选择是：一个州的多数人认为鸡奸行为不道德，并非立法禁止该行为的充分理由。而在整体法秩序中，宪法实定法所能给出的最边界自由，可谓自由之外在极限。

这也使这类行为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没有进入立法者视野之内。[8]Dugeon v．United Kingdom，45 Eur．Ct．H．R．（1981）．[9]1954年，以议员沃尔芬登为首组成同性恋犯罪和卖淫调查委员会，简称沃尔芬登委员会（Wolfenden Committee），研究同性恋和卖淫这两种行为是否应作为犯罪处罚。

2008年5月，加州最高法院裁定加州宪法保护同性结婚的权利，加州各地6月17日开始登记同性婚姻，但11月4日进行的公投以微弱多数通过了保护婚姻法案，间接否定了法院判决。劳伦斯案判决两年后，2005年6月22日，美国联邦第七上诉法庭在涉及乱伦的马斯诉弗兰克[12]中认定，原告不能从联邦最高法院否定鸡奸法的判决中受益，因为该判决并未宣布成人有进行任何自愿性行为的基本权利。

他们只是表达了如下观点：同性恋生活方式是公民个人的、不会受到刑事处罚的选择自由。[6]但是，隐私权也遭到了众多的质疑。在多数意见里，肯尼迪大法官已经写道：就布案推理和判决所依赖之价值标准（指对特定性行为的谴责），从更广泛的共享文明范围而言，一直为欧洲人权法院所反对。本案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被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与社会道德不相容的同性鸡奸行为的法律性质问题。

因此，肯尼迪大法官写道：平等保护，和使得人们有权要求尊重其实质自由所保护之行为的正当程序条款，二者在重要的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关于后者的决定将对两者都起到推进作用。如果有相反的情形出现，那么联邦有责任来捍卫宪法，这也正是司法审查的要义。

本文拟对此判决进行深入解析，但在此之前，须先了解被本案推翻的先例布沃斯案。多数意见的核心是：受宪法保护的自由，允许同性恋者们享有在其家中以及私人生活里形成（某种）关系、并仍然保有作为自由人的尊严的权利，进一步表明，该案件多数意见大法官的主要着眼点不在于鸡奸是否是一个基本权利，而在于同性恋者是否享有实行这类行为的自由。

{8}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认为，该案法庭的判决服从了政治的需要，但在法律上却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他们偏离了实体正当程序的轨道，多数意见用自由这样一个模糊的、难以有确定界限的用语，为法官们随意解释法律、在法律中注入自己的价值判断提供了不好的范例。该案法庭的核心论断是：宪法并未赋予同性恋者进行鸡奸行为的基本权利。

{2}联邦最高法院在1986年作出的布沃斯诉哈德威克案判决，认定佐治亚州系案法律合宪，就认同并加深了这种抵抗。概观现今世界，各国法律所面对的同性恋者自由权利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自由权法理备受煎熬的一个关口，因为它可以说是自由之内在极限与外在极限这两个面向结合最为紧密的难题之一：{1}[3]所谓内在极限，便是精神自由中的情感，可说是最极限意义上的自由。从中可以看出，可以说劳伦斯案为保护自由权利做了很多——它甚至令一些学者认为该案暗示最高法院很可能认可同性婚姻的权利{3}，也可以认为它实际上除了推翻了先例布沃斯案、宣告了对同性恋者的人格尊严的尊重之外，对自由权的内涵没有做任何实质上的说明。关于类似法律的实效性，波斯纳曾指出：众所周知，对社会不赞同的性行为予以惩罚的法律（规制胁迫性性行为，例如强奸和诱奸儿童的那部分法律除外）……实施起来很少有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有效性。

[10]Baehr v．Lewin，852 P．2d 44（1993）．[11]Planned Parenthood v．Casey．505 U．S．833（1992）．[12]（Muth v．Frank）案Muth v．Frank，412 F．3d 808（7th Cir，2005）【参考文献】{1}E．J．Eberle，Dignity and Liberty：ConstitutionalVision in Germany and‘the United States（M）．Praeger Press，2002，pp7—9．{2}（关）波斯纳著．性与理性（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6，72—94．{3}Evan Gerstmann，Same—Sex Marriage and the Constitution（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4}From：en．wikipedia．or／wiki／lawrencev．—Texas（DB／OL）．访问时间：2007—1—3．{5}Randy E．Barnett：Justice Kennedys LibertatianRevolution：Lawrence v．Texas（J）．Cato Supreme Court Review（2003—2004），pp21—24．{6}Nancy J Knauer，Lawrence v．Texas：When Profound and Deep Convictions Collide with Liberty Interests（J）．Cardozo Womens Law Journal，Vol．10，2004：325．{7}Nelson Lund and John O Mcginnis：Lawrence v．Texas and Judicial Hubris，Northwestern Public Law Research Paper．No．04—02．{8}Jame v．Calvi and Susan Colman，American law and legal system，3rd edition（M）．Pretice Hall，Upper River，New Jersey，1997：125．{9}刘国生．各国（地区）同性恋立法与司法概况（J）．法律与医学杂志，2005（4）．{10}（德）霍恩．法律科学与法哲学导论（2003年第3版）（M）．罗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00—302．{11}郭卫华．性自主权研究——兼论对性侵犯之受害人的法律保护（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25—127．{12}Brief for Mary Robinson et．al as Amici Cuiae，No．02—102．{13}Justice Sandra Day OConnor，Keynote Address Before the Ninety—Six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M）．96Am．Socy Intl L．Proc．348，350（2002）． 作者简介：马平，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林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宪法学、人权法学。芬兰、格陵兰岛、挪威、瑞典、匈牙利、法国、英国、德国立法允许同性登记伴侣关系并享有与婚姻部分类似的权利。

[1]该判决一做出，立刻引起了广泛的瞩目和强烈的争议。当代国家所面临的同性恋者权利问题，正是自由这两个面向结合最为紧密的法律难题之一。

其他国家一直在采取行动，肯定保护成年同性恋者进行私密自愿行为的自由权利。更为重要的是，理性共识之达致，确非几个法院判决便能解决。